年老男人藏了半世纪的秘密,映照出台湾男性的集体困境


2020-07-08


年老男人藏了半世纪的秘密,映照出台湾男性的集体困境

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老荣民,自己来到精神科门诊,他的要求很特殊,希望医师帮他一个忙,想办法让他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。

比起精神科其他种种疑难杂症,这个要求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既不会有任何伤害性的举动,也不是什幺失控的情绪或感知,就仅仅是个人生活上的不方便。然而,就症状本身而言,这实在太特殊了。

他说,当他单独在家时,总是要整个人贴靠着墙壁才可以放心。我问他如果不这样,他怕会发生什幺吗?他犹豫了一下,有点腼腆,才喃喃说是怕不小心一回头,就看见了鬼。

说完这句话,他立刻懊悔,急急又补充说,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很荒谬,就是忍不住地会害怕。

鬼的传说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民族。在我们成长过程的某个阶段,扮鬼吓人是最刺激的游戏。我们惊吓着别人,但也同时被自己酝酿出来的气氛所惊吓。在这个游戏效果最让人过瘾的阶段,也是我们特别害怕鬼的时候。尤其在看得见的世界里仅仅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存在时,伴随着鬼的恐怖想像,必然就随之而来。

心理学家说,这样的害怕是来自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成长。因为知道了有自我和外在世界的差异,因为认识了母亲之外还有其他不可预测的外在世界,我们开始懂得害怕孤独,害怕黑暗,也同时害怕其他不可知的存在。而鬼的观念,正是随之涌现的象徵。

然而,对一位历尽风霜的老年人而言,这种童年过程的惊骇,为何到现在才想要求医?

这是十年前的案例,但我印象太深刻了,他的表情仍历历在目。

随着治疗过程的会谈,他才娓娓道出自己成长的经验。一位大户人家的独生子弟,陷在大陆不安的局势里,迟迟才发觉成长过程无所不在的孤独。刚好学校里正在招募青年军,他因为这种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害怕,而特别喜欢团体生活,就不顾家人的反对而入伍了。后来来到台湾,退伍结婚生子,一直都不曾孤单过。直到来门诊前些年,太太迷上了宗教而天天晚上往外跑;这一年,最后一个女儿终于也嫁了。他开始经常找不到伴而被迫要面对孤独,关于鬼的恐怖念头也就越是挥之不去。

一个年老的男人,一个隐藏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祕密,竟然连相处半生的至亲,譬如妻子,也全然不知道。遗憾的是,我们没机会进一步了解他的童年,没法知道在这样的大户人家里,重重的庭院和来往的亲族里,是谁哺育了他,又是谁让他随时提心吊胆的。

在婴儿成长的过程,依恋(attachment)成为一种正常的状态。精神分析师兼小儿科医师温尼考特(D. W. Winnicott)曾经说过:「没有所谓一个婴儿这一回事。」(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.)他所指的是,婴儿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单位的。婴儿的存在,是永远和母亲合为一体的。

如果我们脑海中浮现一幅景象,里面有一个婴儿,必然有一双抚抱的手臂,或是一张睁大眼睛注视的母亲脸庞;至少,从婴儿的眼神,我们也可以判断有着另一个亲近的人正看着他。这就是依附,是依恋。

当然,依恋的关係不是持续一辈子的。

随着个体的成长,随着他对外界安全的确定,安全的冒险和分离的过程也就同时发生。只不过,遗憾的是,这样的分离通常都没法恰如其时,永远不是太早就是太晚。

过早或者过于快速的分离过程,也就成为另一种失落。心理学者拉札鲁斯表示:「寂寞、伤恸和悲哀,都是失落的结果。」

知名的婴儿行为学者兼精神分析师鲍比(John Bowlby),一生的研究即集中在人类行为里的依恋、分离和失落。他说:「我们任何一个人,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,最快乐的事就是:一连串或长或短的出走,离开我们依恋对象所提供的安全基地,而构成的一生。」

这句话乍看有点弔诡,但也说明了为什幺寂寞对我们而言,往往是有时耽溺、有时恐惧的矛盾状况。我们常常说:「爱让我们窒息,又说:「寂寞会教人死亡」,其实就是这种「一连串或长或短的出走」。

出走,就是分离的过程,也就是孤独的能力。然而,一辈子不是只有一次就决定的永远出走或孤独;而是不管每次时间多长,永远都是暂时的出走。同样的,在结束了一次出走以后,永远都有依恋的对象(父母、爱情或其他亲密关係)提供的安全而温暖的归宿。就这样,一连串不断的出走和归宿所构成的一生,正是鲍比所讲的「最快乐的事」。

只是我们太常强调独立或出走。特别是在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脉络下,男性往往被过度强调要求独立,寂寞的情绪往往就被视为负面的,代表着不够男子气概或是不够成熟。

在台湾的男性文化里,男性的孤独是只能悲壮而不能寂寞的,是一种永远放逐的选择,而不允许寻找归宿的。然而,女性的孤独却被描述成「闺怨」,是停留在「闺」这个随时可转变成为安全基地的空间里,没有任何的出走意图。寂寞也就成为一种被归类为女性特质的情绪,甚至是一种女性的美德。

来到精神科门诊的这位老荣民,恐怕也是这种性别文化的受害者吧。在他童年时,也许因为是男孩,也就太早地结束了依恋的阶段。他的出走是被迫的:一方面是家庭对他独立的期待,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他男性角色的要求。对他而言,孤独是一种永远不知如何面对的处境,却碍于身为男性的角色而不敢开口表示,只能逃到军队、逃到工作岗位、逃到男性同侪之间。直到有一天,年纪老去,工作的退休、友伴的死亡和儿女的离去,再次曝现了这个问题,对寂寞的无能也就转化成另一种面貌,以怕鬼这样的合法性理由,而出现在精神门诊的行列里。

这样的问题,也就延伸出另一个议题了:孤独是一种可耻吗?

台湾原本是典型的华人文化社会,是习惯压抑自己的情感的。

九○年代后,随着《EQ》这本书的畅销,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到自己人际关係的处理能力了。「我是不是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,我是不是能体会对方的感受?」这样的思考,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道德标準。一时之间,寂寞变成一种羞于开口的情境了。

然而,正如鲍比的出走概念,温尼考特也提出了「独处能力」是成熟指标的说法。对他而言,所谓的独处能力,也就是一个人对自我世界放心的程度。

在这个过度社会化的世界里,我们总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。「我这样表现,是不是很丢脸?」「我这样做,别人不知道怎幺想?」「我会不会不如人家?」别人的眼光成为我们生存的标準。到了最后,我们自己往往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活着,而非为自己的人生或理想了。

佛洛姆(E.Fromm)指出了这一点,所以才写了《为自己而活》。然而,要怎样才能逃离别人的眼光,终于可以自在地为自己活呢?温尼考特提出的「独处能力」,刚巧与佛洛姆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相近的方法,关于个人成熟或自我解放的管道。

寂寞可能化为各种面向,终究还是翻转在依恋、分离和失落三者之间的变换。它应该不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标準,而是探索自我世界的一道门。史脱尔(A. Storr)承续了温尼考特的观念,将寂寞的正面意义,写成了《孤独》(八正文化,二○○九年)一书。

寂寞可耻吗?也许,就像史脱尔《孤独》一书的最后,引用了华滋华斯的诗作为结语,可以供我们稍稍停留思索的:

仓促的世界使我们
与较好的自己
分离太久,而且逐渐萎靡
厌倦世事,腻烦欢乐。此时
孤独是多幺从容
多幺温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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